笔落纸，一边写下了若干的题目，一边在说：“为师惭愧，应试多次方得取中，却也从中积下了不少心得。虽从朝廷而言，以试取才须凭真材实干，但是落在我们自己的身上，能否中榜才是头等要事。若有捷径，当不须放过。这些题目，都是为师揣摩今日之政堂关注之重点，你这几日就把它们写出来，再交予我帮你改改。”

秦观现在所做的事，也是千年之后，判断名师的重要标准之一：为学生押题。

秦刚抬眼看去，只看得几行题目，便已在心里翻起了惊讶，因为这里约有大半，都是从熙丰变法与元佑更化之间的新旧法对比中而拟出。

在把手里的东西交给秦刚时，秦观也看出了他的疑惑，再次叹了一口气道：“这党争之害，已经不止只在于朝堂了，像你等士子也习惯于先看事情的党派，之后才去判断这件事本身值不值得去讨论，这是我们读书学习应该后的正确态度吗？”

秦刚此时才羞愧地说：“是学生想得太浅薄了。”

随着临考时间的接近，秦刚宅中几人分成了两拨：

一拨是随着他一同复习强化的秦湛——即使他对此次省试并无信心，但也得考过之后再说啊。

另一拨则是每天赶来报到的李禠与胡衍，尤其是李禠，尽管秦刚跟他讲，不会给他支付什么报酬，但他依旧还是热情高涨地与胡衍一起，忙碌于银霜炭与天醇酒的生意之中。

元佑九年，二月。

礼部还是有大量的旧党人员，他们根据去年关于科举的诏令，提出要求“立《御试三题条》，并约束”，其实这是他们对于皇帝心意的一种试探。没想到很快就获得了朝廷同意后，许多人开始在窃喜眼下大政方向的基本稳定。

谁知，仅仅只过了几天的丁未日，朝廷突然发布一系列的任免诏令：

资政殿学士、通奉大夫、守户部尚书李清臣，特授左正议大夫、守中书侍郎；

端明殿学士、右正议大夫、守兵部尚书邓温伯，特授右光禄大夫、守尚书左丞；

龙图阁直学士、知成都府蔡京，特授左通议大夫、守户部尚书；

左朝散郎、权国子司业赵挺之，特授左朝请大夫、权太常少卿；

提拔的这几名新党骨干，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以不同的形式向皇帝提出了“绍圣绍述”的建议，也就是希望当今的皇上要以继承宋神宗成法为施政方向。

随后，新任中书侍郎李清臣被钦命为本次春闱主考官，并与其他一众考官立即锁院。

与此同时再宣布的一条诏令，差点让所有人都目瞪口呆：

“令次御试举人，依旧试策。”

一句话，翻来覆去变化多次的科举大策，再次被完全推翻。

当然，与其它绝大多数考生的慌乱相比，秦刚则显得更加淡定自若。

毕竟经过秦观的指点与分析，他也非常清楚，无论是诗赋、经义还是策论，不过只是考核的手法侧重变化而已。省试不比解试，没有人为地泄题，也暂时找不到可以借力的地方，一切全靠自己的沉着冷静面对。

再说了，最新公布的这条诏令里，既然是明确指出御试——也就是殿试的方法，将改成了试策。那么言下之意，省试的形式基本不会变。

带着这样的准确判断，秦刚终于迎来了真正意义上的科举考试——省试。

只有也只需要能够通过这次考试，他才能成为大宋官僚阶层中的正式一员：进士。

果然，省试流程与内容均与往年无异：

第一场试本经义两道，《论语》或《孟子》义一道；

第二场试律赋一首、律诗一首；

第三场试论一首；

第四场问子、史、时务策三道。

以四场通否而定去留高下。

考试的内容与流程与在军里的解试相似，但最大的区别就是京城的考场更加正规，四场考试集中在三天之内进行，而所有的考生在这三天之内都吃住在考场之内，不得外出、更无法回家。

所以考场的条件以及监考的肃穆气氛，都是军州里所不能相比的。

在排队等候进入考场的过程中，秦刚也是看见了不少的熟面孔。

而省试的入场搜检显然要比解试严格多了，当然也没有后世传说的那么严格的离谱。至少关于还要脱裤子检查后门以防夹带的事，秦刚是没有遇到过。

或许，在大宋一朝，科举考试的作弊，还没有发展到需要如此严格对待的程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