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虚君制是小国生存的最优解”；沈国、韩国等依附宁国的国家则完全附和六大强国的保守派；秦国、晋国等与洪州共和国联系密切的国家，主张“开放元首资格，但需通过联邦认证”。

即便是同一国家的代表，观点也可能相悖，代国的贵族代表坚决反对任何变革，而其工商界代表则呼吁“至少允许商人参政”。

开场会议持续了三天，各国就议题逐条展开辩论，却在每个关键点上都陷入僵局。关于君主立宪的权力划分，明国坚持“君主主导”，虞国主张“议会主权”，越国提议“三权分立”，最终未能形成任何共识。

关于非朱姓掌权，支持与反对的双方各执一词，甚至引用《皇明祖训》的不同章节相互驳斥；关于舆论管制，宁国提出建立“联邦思想审查委员会”，虞国则主张“由各国自行制定规则”，洪州共和国建议“成立独立的学术评议机构”，同样无果而终。

第四天清晨，六大强国的元首私下会面后做出决定：元首们先行离开玄中城，返回各自国家处理政务，留下那些思想家与政治家们继续讨论。

元首们离开后，议事大厅的氛围反而更加激烈。两百余名思想家与政治家分成数十个讨论小组，围绕核心议题展开辩论。保守派学者组成“宗藩同盟”，每日发布《守成宣言》，强调“血缘是秩序的基石”“变革是乱国之源”。

其代表人物是明国的大儒王鸣谦在演讲中指出：“自太祖建国以来，朱姓统治已延续近百年，此乃天道所归，若打破这一传统，便是逆天而行。”

改革派则成立“立宪研究会”，主张“保留君主但限制其权”，其代表——越国的礼部侍郎李东阳提出“五权分置”方案：君主掌军权，议会掌立法权，内阁掌行政权，法院掌司法权，监察院掌弹劾权，五权相互制衡。

这一方案引发广泛讨论，支持方认为“兼顾稳定与革新”，反对方则质疑“小国难以承担如此复杂的体制成本”。

更激进的“共和派”虽人数较少，却以尖锐的观点吸引了大量关注。洪州共和国的学者黄田禧在《原君》的修订版中写道：“君主是天下之大害，而非天下之大公，若能由民众选举贤能治理国家，何需依赖血缘？”

这一言论遭到保守派的围攻，甚至有人要求将其驱逐出玄中城，但在虞国与洪州共和国代表的保护下，他得以继续参与讨论。

关于舆论管制的讨论同样激烈。宁国的御史大夫张硕主张“凡涉及体制变革的言论，需经联邦审查方可发布”，并提议在玄中城设立“舆论监督总局”，各国需定期报送出版物与集会记录。

虞国的学者反驳道：“思想若需审查，何异于因噎废食？联邦应做的是制定辩论规则，而非禁止辩论。”双方在“言论自由的边界”“危害稳定的定义”等问题上争执不下，甚至有两次因情绪激动演变为肢体冲突。

讨论持续了整整两个月，期间不同派别发布了数十份声明，提出了二十余种体制方案，却始终未能达成一致。

保守派拒绝任何形式的权力让渡，改革派不愿放弃立宪的核心诉求，共和派则坚持彻底打破血缘限制。即便是同一派别内部，细节分歧也难以弥合，“立宪研究会”中，越国代表主张“君主可否决议会法案”，而岷国代表则坚持“议会应拥有最终决定权”。

这些讨论虽然没有形成任何具有约束力的决议，却在无形中重塑了联邦的思想版图。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单一的体制模式已无法适应各国的差异。血缘统治的正当性开始受到普遍质疑，“权力需要制衡”成为多数人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