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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媒体纷纷调整方向。《景川民报》不再讨论“君主立宪”，转而刊发《县代表大会与民众诉求》，分析景川县试点“乡镇议事会”的经验——该制度允许农民、工人直接参与本地水利、教育项目的决策。

半年内解决了17件拖延多年的民生难题。《社会周报》则聚焦“安全制度优化”，通过对比国营矿区与私营小矿的事故率（国营0.3起\/千人工，私营2.1起\/千人工），论证“国家管控在高危行业的必要性”。

虞国的舆论场迅速回归理性。讨论不再是抽象的“主义之争”，而是具体的“问题改进”：如何优化计委的计划指标，让其更符合地方实际；如何完善工会职能，让工人参与管理的渠道更通畅。

如何平衡国营企业的公益属性与经营效率；如何在铁路、矿业等垄断行业引入竞争机制，同时避免私人资本操控价格。

这些讨论产生了实际成效。云陇省的矿工代表在《矿区周报》发表建议，提出“安全改造经费可按产量提取，由矿工监督使用”，被国家计委采纳并推广。

衡域省的农民通过《乡村通讯》反映“国营农场的种植计划脱离土壤特性”，农业农村部随即调整政策，允许地方根据实际情况修改种植方案。

朱昭熙的批示与虞国的舆论转向，很快通过商人、留学生等渠道传到大明联邦其他国家。起初，宁国、明国的保守派还在嘲讽“虞国压制言论”，但当虞国媒体公布的具体数据逐渐传开后，各国的讨论也开始降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