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的可悲之处就在于此，并不是底层人民才是韭菜；所有的人，在外国主子看来，都是待宰的羔羊。

可恨的是，这次还是姜玉娘一副天真烂漫地样子送来的蒙自圣约瑟堂的本堂神父皮埃尔·德·拉·科斯特（pierre de la coste）的信件。这家伙可是在后世历史上留下姓名的人物。他是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mep）成员，曾任越南海防教区副主教。毕业于巴黎神学院，精通拉丁语、希腊语与汉语，熟悉《圣经》与《道德经》的互译。一身兼具传教士与法国驻蒙自领事馆顾问双重角色，直接参与滇越铁路征地谈判与锡矿开采权争夺。他1892年耗资3万两白银主持修建蒙自主教堂，1899年科斯特致巴黎的信件中承认：“锡矿利润的30%用于圣约瑟堂扩建，其余充作殖民军费”。按照后世历史的进展，他很快会强征彝族祭田建教堂墓地，引发李阿普领导的千人起义，焚毁教堂仓库。他指挥法军开枪镇压，屠杀30余人，焚毁彝族村寨5个，事后向清廷索赔“教产损失”5万两，然后将其中3万两用于扩建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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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通过教会控制的“圣心洋行”垄断个旧老厂镇锡矿运输，1900年走私锡矿砂2000担，价值约6万两，利润用于修建滇越铁路支线。同时借“医疗用途”名义向滇南倾销印度鸦片，1903年经蒙自走私量达5000斤，科斯特从中抽成15%，个人获利超2万两。据估算，科斯特任内从蒙自掠走的财富相当于当地10年田赋总和，直接加剧了清末滇南民生凋敝。

他创办“圣约瑟学堂”，强制彝族儿童学习法语与拉丁语，禁止使用彝语。教材中夹带《马可福音》与《法兰西帝国荣耀论》，培养亲法精英。1902年以“异端”罪名逮捕彝族巫师，公开鞭笞其“崇拜偶像”，借此推广天主教圣像崇拜。1905年老厂惨案中，假借“调解矿工纠纷”名义，向法国驻军泄露锡矿工人罢工计划，导致法军屠杀示威者200余人，科斯特亲自签署处决令。科斯特被云南地方志称为“披着神袍的刽子手”，其宗教活动与殖民掠夺高度绑定。他强制推行拉丁化礼拜的行为，导致蒙自彝族传统宗教仪式断层，后世仍有老人拒入教堂。后世彝族老人回忆：“科斯特神父的银十字架是用我们祖先的血铸成的。”

可是，王月生也没办法去埋怨姜玉娘。别看她像这个年代其他同龄人一样，早早地进入社会摸爬滚打，不像后世二十多岁的大学生还瞪着一双清澈愚蠢的大眼睛。但指望一个积贫积弱的中国的西南山区的女子，哪怕是出身大户人家，面对穷凶极恶的殖民者时，都不免用斯德哥尔摩效应来麻痹自己，欺骗自己强者中间还是有良善之人，可以拯救被奴役与被摧残者的心灵和肉体的。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stockholm ）是一种心理现象，指受害者在极端胁迫或虐待情境下，对加害者产生情感依赖、同情甚至主动配合的行为。这种现象通常出现在绑架、劫持、虐待关系或战争等高压环境中，受害者因生存本能或心理防御机制，反而与加害者形成某种“共生关系”。1973年斯德哥尔摩银行劫案中，4名银行员工被劫持6天，期间劫匪未伤害他们，反而给予食物和对话机会。获救后，人质拒绝指控劫匪，甚至为其筹款辩护，称“劫匪救了我们的命”。

这种心理机制产生于人的生存本能，在极度恐惧中，受害者通过认同加害者来降低威胁感。在心理上属于创伤性联结（traumatic bonding），间歇性的虐待与偶尔的善意交替出现，导致受害人的心理依赖。理智上属于认知失调，受害者通过合理化加害者行为，缓解自身道德矛盾（如“他其实对我好”）。实践中，长期被困时，加害者成为唯一互动对象，情感依附被迫形成。

其实，西方人早就知道这种心理，并成功应用于殖民活动中。只是出于“上等民族”对于“下等民族”天生的优越感，更多地把这种技术当做某种驯兽术般看待。直到在白人群体之间发生了这种情况，才大惊小怪地重视起来。

不管是姜玉娘主动请缨，还是被威逼利诱，王月生都觉得自己被这小妮子坑了。不管客观是什么，主观上，她就应该认为她没有资格去替自己接什么信。王月生不相信一个在昆明作威作福的法国神父能够知道自己一个刚回国的蒙自山区的小年轻，并且那么准确地找到一个在蒙自上学的虹溪女孩给自己带话。

其实，这事还真的不是姜玉娘的锅。是这位科斯特神父通过教会和殖民体系的双重